一、改寫
“rewrite”在語文詞典上的意思是to write sth. again or in a different way in order to improve it or change it，為改善或改變原文而重寫。但是勒菲弗爾的“改寫”完全不是這樣。他認為：“Translation is，of course，a rewriting of an original text …. Rewiriting is manipulation，undertaken in the service of power.”（Lefevere，2004:vii）認為翻譯就是指在一定的權力、意識形態(tài)、機構的操控下對文學的一種解釋。翻譯就是對原文的改寫；改寫是在權力運作下的操控，而且翻譯只是改寫的一種形式，其他手段還包括歷史書寫、選集、評論、編撰等；改寫成了推動文學演變的動力，起著重要的作用等等。所以勒菲弗爾的rewriting跟普通語文詞典的釋義有很大出入。根據義素分析，勒菲弗爾的rewriting保留了原來的核心義素“to write sth. again”“in a different way”“in order to change it”。
勒菲弗爾揭示，所有的改寫者都受到目的語文化內在的詩學規(guī)范和意識形態(tài)信仰的制約。應該認識到的是，大部分人（如果不是所有的人的話）在分享某一特定文化的過程中，都不可能接觸到“原作”，而這一文化卻聲稱是建立在這些“原作”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我們應該知道，對大部分人來說，種種改寫形式，包括翻譯，就是原作。由于這種rewriting是以某種方式對源語文本進行重新解釋、改變或操縱，而在這一過程中，受到了譯者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意識形態(tài)和目的語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詩學的制約，因而對源語文本的思想內容乃至意識形態(tài)會有所改變。Rewriting也譯為“重寫”，這一概念在巴斯奈特和勒菲弗爾論述cultural construction這一概念時，得到了更為詳細的論證和闡釋。
二、歸化翻譯
這是韋努蒂（1995）用來描述翻譯策略的術語，在此類翻譯中，譯文采用明白、流暢的風格，以使目標語讀者對外來文本的陌生感降到最低度。韋努蒂把這一術語的起源追溯到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1768-1834）關于翻譯概念的著名表述，指這類翻譯會“盡可能不擾亂讀者的安寧，讓作者去接近讀者”（Schleiermacher，1838／1963:47；1838／1977:74；Venuti，1995:19-20）。然而，韋努蒂認為歸化這一術語含有貶義內涵，因為它被看做是主導文化中的通用原則。這些主導文化“是一些帶有侵略性的單語文化，它們不接受外來的東西”。韋努蒂認為，這些文化“習慣于行文流暢的翻譯，這些翻譯用（目標語的）價值，通過隱形的方式，來刻畫外來文本，并使讀者在他者文化中意識到自己的文化而自我陶醉”（1995:15）。這里，“隱形”的概念非常重要，因為它在視歸化翻譯為標準翻譯的文化里，被用來描述譯者在作出能為社會接受之目標文本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實際上，正是因為譯者的隱形才同時“決定并掩蓋了不易覺察地馴化外來文本的過程”（1995:16—17）。這樣，基于歸化翻譯之上的方法就會包括如下步驟：精心選擇有助于以這種方式翻譯的文本；有意識地采用流暢、順耳的目標語風格；改編目標文本以符合目標話語類型；添加解釋性材料；刪除源語獨有特征（realia）以及以目標語的預設與取向來使目標文本變得總體和諧。韋努蒂指出，歸化翻譯是英美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翻譯策略，并認為它與存在于英美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不平衡文學關系是一致的。他進一步指出，由于歸化翻譯廣泛服務于本國事務，因此有意識地采用其他翻譯策略來挑戰(zhàn)它的主導地位，這是很有必要的。另見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異化翻譯），resistancy（阻抗）（引自譚載喜主譯《翻譯研究詞典》，2005）。
三、異化翻譯
又稱minoritizing translation（小眾化翻譯，少數化翻譯）。韋努蒂（1995）使用的術語，指生成目標文本時會通過保留原文中某些異國情調的東西來故意打破目標語慣例的翻譯類型。韋努蒂認為，這樣的概念來自施萊爾馬赫。施萊爾馬赫論述了這樣一種翻譯類型，在此種翻譯中，“譯者盡可能地不擾亂原作者的安寧，讓讀者去接近作者”（Schleiermacher，1838／1963:47；1838／1977:74；Venuti，1995:19）。韋努蒂評論說，施萊爾馬赫將異化翻譯當作首要的翻譯策略，他建議在把歸化翻譯（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當作標準方法的“過于自信的單語”文化（如英美文化）中采用異化翻譯。以這種方式采納異化翻譯將是“在世界事務的現行狀態(tài)里一種戰(zhàn)略性文化干預”（Venuti，1995:20），因為它將對優(yōu)勢文化那種試圖壓制譯文中的異國情調（或稱“他者”）的心理提出挑戰(zhàn)。韋努蒂將異化翻譯描述為一種“民族偏離的壓力”，并因而認為它具有“記錄外來文本的語言和文化差異，使讀者置身國外”（1995:20）的作用。具體地說，這樣的策略不僅意味著可以不必絕對地服從目標語言和文本的限制，還意味著在適當情況下可以選擇不流暢的、晦澀難懂的風格，可以有意地收錄源語的獨有特征（realia）或目標語的古詞（archaisms）；這些特點合起來就會達到給目標語讀者提供一種“迥異的閱讀經驗”（1995:20）的效果。然而，因為即便是外國味的建立都要“依賴國內文化素材”（1995:29），所以韋努蒂承認異化翻譯“在解釋外來文本時（與同化翻譯一樣）有同等的偏向性”；然而，他又指出，它們“傾向于顯耀它們的這種偏向，而不是將其藏匿起來”（1995:34）。英語中異化策略的例子包括龐德（Ezra Pound）的翻譯以及納博科夫（Nabokov）（1964／1975）對普希金（Pushkin）的詩歌《尤金·奧涅金》的著名直譯（literal translation）（引自譚載喜主譯《翻譯研究詞典》，2005）。
四、阻抗
韋努蒂（1995）采用的術語，指保留文本異國情調的一種文學翻譯策略。在此意義上，它大致與異化翻譯（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同義。韋努蒂認為，有一種觀點在英美文化中很流行，即唯一有效的翻譯方法就是在目標語中生成流暢的目標文本，目標文本極其“透明”，以致可能被人誤以為是目標文化的作品。阻抗翻譯即被認為是對這一觀點的挑戰(zhàn)。所謂阻抗，它一方面使“譯文讀者和譯者從通常支配著他們的閱讀與寫作的文化限制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又“通過運用英語文化作為在該文化中占次要地位并為該文化所排斥的各種思想觀念和推理技巧的載體，對英語文化的主導……地位”提出質疑（1995:305）。韋努蒂認為，文化差異隔離了源文本與目標語，面對這些文化差異的經歷對讀者而言就是一種潛在的解放過程（1995:306）。在實際中，阻抗包括在譯文中使用不符合語言習慣的表達形式以及其他在語言與文化上的外來特征，以此形成一種異族印象。這樣，它要求譯者成為“自己語言的流浪者，母語的逃避者”（1995:291）。但是，正如韋努蒂所指出的，采用阻抗式翻譯策略并不一定可以增加譯文的忠實（faithfulness），反而有可能造成一種“濫用的忠信”（1995:29l；見abusive translation濫譯）。在這種譯文中，源文本的一些特征喪失了，而另一些特征又增加了（1995:300）。于是，韋努蒂把翻譯看做是通過“不斷遭遇相異點”這個行為去“尋找語言、文化之間的相似點的過程”（1995:306）。但是，譯文絕不能企圖完全消除這些相異點，采用阻抗式翻譯的目的只是讓讀者注意到“翻譯過程中的得失以及文化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1995:306）（引自譚載喜主譯《翻譯研究詞典》，2005）。
五、創(chuàng)譯
改寫原文文本使其適應目標語文化和市場需要，不再帶有翻譯痕跡的創(chuàng)作，稱之為創(chuàng)譯（transcreation）。創(chuàng)譯這種翻譯策略在廣告、營銷、電視、音樂、出版等行業(yè)得到廣泛的應用。此類的職業(yè)化翻譯方法改變了人們傳統(tǒng)的對等、忠實的翻譯觀，把翻譯放到更大的文化語境中來考察，也就是常說的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過去通常把文化轉向局限于文學翻譯，其實非文學翻譯、特別是職業(yè)化的翻譯更需要注重文化的因素，這在本地化行業(yè)體現得特別明顯。所以，克羅寧（Michael Cronin）提出實用翻譯同樣需要文化轉向（Cronin，2003:43）。職業(yè)譯者是應客戶（或譯文提供者）的要求而提供有償服務，因此客戶的利益高于一切。譯者在做決定時不會考慮原文的讀者，卻需要考慮譯文的用戶（讀者），并根據用戶的需求而調整譯文。這就是職業(yè)化譯員職業(yè)精神的體現，即把顧客利益放在第一位。如廣告翻譯，譯者除了要解決韻律的、語用的、句法的、文本的、符號等語言方面的難題，還需要站在用戶的立場，去了解目標產品的市場營銷、目標市場的法律、文化差異對營銷的影響等非語言因素，從而再創(chuàng)作出有利于產品銷售的廣告，所以創(chuàng)譯成為最主要的廣告翻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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