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從不同的學科視角來解釋經(jīng)驗型策略，例如可以用交際學的交際能力理論闡釋解釋性翻譯。交際能力包括四個方面的內(nèi)容：1. 能分辨符合語法的語言形式（語法的正確性）。2. 能分辨實際可接受的語言形式（語言的可行性）。3. 能分辨得體的語言形式（語言的得體性）。4. 能分辨一種語言形式的常見程度（語言的可接受性）。交際能力不僅包括語言能力，而且也包括與之有關的社會文化因素的充分了解。交際中除了要求語法正確之外，解釋性翻譯還從接受者角度要求譯文得體、語言具有可行性（作適當?shù)奈膬?nèi)解釋）和可接受性（解釋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或交待必要的背景）。
系統(tǒng)的翻譯理論固然能推導或衍生出與之相應的翻譯策略。但是，翻譯實踐也是中觀研究的天然土壤。在大量的翻譯實踐中，譯者對翻譯產(chǎn)生了豐富的感性認識和實際經(jīng)驗。將這些感性認識和實際經(jīng)驗加以類化、規(guī)范化或概念化，深入剖析其潛在的規(guī)律性，建立起涵蓋面較廣的經(jīng)驗模塊，形成策略。從大量翻譯實踐中不斷萃取實踐型策略，如解釋性翻譯（段連城，1990）、“看易寫”（林克難，2003）、“深度翻譯”（Appiah 1993）、“陌生化”（劉英凱，1999）、“譯前處理”（李欣，2001）、“零翻譯”（邱懋如，2001）、“雙向理解”（徐梅江，2000）、“壯詞淡化”（周領順，2003）、“突出主題信息”（曾利沙，2005）；等等。以下介紹前列的五種。
一、解釋性翻譯
解釋性翻譯最早由段連城（1990）在總結對外宣傳英譯經(jīng)驗的基礎上提出的。段連城主張“一般對外宣傳的解釋性翻譯”，是與文獻和專業(yè)性翻譯相對而言。前者指對外國人介紹中國的一般情況，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歷史、人民生活、名勝古跡等各個方面均會涉及，形式可能是對外書刊的一般報道、各地一般的對外宣傳材料，也可能是為外國人導游，同他們的一般交談乃至“閑聊”。至于文獻和專業(yè)性翻譯，則是指官方文件、高級領導人的正式講話和著作，以及外交會議、經(jīng)貿(mào)合同、法律文書和科技交流等。這類翻譯當然要求比較嚴謹，譯者不能任意解釋，但“對號入座”的譯風也不可取。
解釋性翻譯是把要解釋的內(nèi)容（通常因此而加注）融合到譯文中去，使譯文一氣呵成，巧妙傳達出原文的含義與風格。解釋性翻譯不僅僅適用于對外宣傳翻譯，一般用在雙語文化中或語言的差異很大、目的語難以直接表達的場合。進行“解釋性翻譯”，譯者可以而且應該對原文加工，一般是動三種“手術”：一是“鑲補”，即補充外國人不懂的背景，通常是加幾個字或最多加一兩句話就行；另一種“手術”可以稱為“減肥”，這指的是對堆積辭藻的“美文”進行加工，刪節(jié)“溢美之言”和“不實之詞”，如龍舟賽的宣傳品中諸如“銀河流星”、“海市蜃樓”、“水晶宮”、“群英會”等，都可一概刪節(jié)，改成簡練的敘述，“搶鴨勇士譜水上凱歌”何所指，恐怕中國人也不懂，不如說“You’ll see an exciting contest of swimmers trying to seize ducks.（你會看到游泳健兒在水上追逐鴨子的緊張比賽）”；再一種常動的“手術”，可稱為“重組”，就是按外文表達的需要，把原文的句子拆散，重新組合。一般而言，句子以簡短為好，比較符合現(xiàn)代生活的快節(jié)奏，段落也可重分，且以短為宜（段連城，1990）。
二、“看易寫”
林克難（2003）是這樣解釋他的“看易寫”的：所謂“看”就是譯者大量地閱讀各種各樣應用英語的真實材料（authentic material）。之所以在應用翻譯領域中國式英語觸目驚心，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正是譯者恐怕從來沒有看過一份類似情景下的英語原文材料。
“看”與“譯”是密不可分的一對。“看”是基礎，“譯”是結果。不“看”很難“譯”出規(guī)范、自然的譯文。我們以前應用英語的翻譯之質(zhì)量所以老上不去，與翻譯過程中缺乏“看”這個環(huán)節(jié)有很大關系。必須強調(diào)指出的是，“看”的目的除了碰巧遇到一些拿來就可以用的現(xiàn)成的句子、詞組之外，更重要的是熟悉某種應用文體的格式，以便在“譯”這個環(huán)節(jié)上加以運用。
應用翻譯三字訣的最后一個字是“寫”。應用英語翻譯是一種功能性很強的文體。比較理想的辦法是，翻譯發(fā)起人將需要翻譯的主要內(nèi)容告訴譯者，然后放手讓譯者根據(jù)掌握的相關文體特點自己去寫。這比第二種辦法“譯”還要好，譯者有更多的自由發(fā)揮的機會，可以更加充分地運用自己掌握的文體知識，譯出更加符合譯入語讀者欣賞習慣的文字來。
三、深度翻譯
亦譯稱“厚重翻譯”（thick translation），指阿皮爾（Appiah，1993:817）提到的通過各種注釋和評注（annotations and glosses）將文本置于豐富的語言和文化環(huán)境中的翻譯。在“深度翻譯”一文中，阿皮爾通過分析一部非洲口頭文學作品譯成英語時的主要問題，揭示全球文化和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不平衡對翻譯造成的影響。“深度翻譯”這個概念也適用于任何其他含有大量解釋材料的譯作，不管這種解釋材料是腳注、評注還是擴充的介紹。提供大量背景資料的目的，是使目的語讀者對源語文化多一份敬意，讓他們更好地理解異文化的人們思考問題和表達自己思想的方式。（Shuttleworth，Cowie，1997）
我國晚清時期的翻譯家嚴復翻譯的一個特點是，在譯文中附有大量的按語，對原著的歷史背景、作者學術觀點的歷史地位、論述的精髓所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類似理論以及作者觀點中應予以商榷之處，均一一指出，對讀者有很大的啟迪作用。據(jù)粗略統(tǒng)計，嚴復所加的按語約占他所譯的十部譯著字數(shù)的十分之一，而《天演論》的按語字數(shù)占了全書的一半以上。嚴復的譯作大概可以算作我國翻譯史上最典型的“深度翻譯”的例子了。
四、陌生化
由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爾蘭詩人西默斯·希尼在其著作（Heaney，1989）中提出。它指的是翻譯過程中譯者適當拋棄語言的一般表達方式，將譯入語的表達世界變得“陌生”，以更新譯者和讀者已喪失了的對語言新鮮感的接受能力，使翻譯確實地履行傳播信息，促進不同民族間相互理解和交流。劉英凱認為，陌生化與漢語的純潔性是一對矛盾。純潔性是漢語賴以生存的根基，而陌生化則不斷地增強著漢語的活力，兩者相得益彰，不可或缺。翻譯史已經(jīng)昭示：外域語言現(xiàn)象初進譯入語，難免有陌生感，但“有些生硬的洋話，經(jīng)過時間這個熨斗熨來熨去，也漸漸變得自然了。30年前特異的說法因為一再為人采用已經(jīng)成了‘土產(chǎn)’，再過一兩代也許給人視為陳腐（思果，1996）”（劉英凱，1999）。
信息論要求提高單位信息密度，使有限的文字傳達更多的信息。這除了提高現(xiàn)有文字的表達質(zhì)量外，也需要有陌生化的表達。英語OPEC，當20世紀80年代剛剛音譯并轉寫為“歐佩克”時，中央電視臺播音員一面讀出“歐佩克”，一面在熒屏下方出現(xiàn)“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字樣，時隔不久，屏幕上的這七個漢字不再復現(xiàn)。人們由陌生而相識。由此，“歐佩克”三個字比“石油輸出國組織”七個字提高信息密度比一倍多。
五、譯前處理
作為中譯外的一種策略，是指翻譯之前對中文原稿進行處理。目的是使對外文稿適合政治需要、符合譯入語語言習慣、達到譯文效果。處理主要包括：1. 在尊重原文主要信息、充分領會原文精神的前提下，根據(jù)英語受眾的接受心理、習慣，對原文進行語言處理，包括風格、文體、篇章等。2. 從外宣翻譯的特殊目的出發(fā)，對那些不符合對外傳播、對外宣傳要求的，或者本來不必要、不適宜作對外宣傳的原文材料進行預處理（李欣2001）。處理的具體辦法包括修改、增刪、變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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